贺龙口述自传：湘鄂西的游击战争（上）

　(《湘鄂西的游击战争》(上)，系根据贺龙1961年2月2日、4月18至20日、6月5日及1962年3月17日同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多次谈话记录稿整理而成。)

焦山河会议后，我和周逸群带贺锦斋等10余人去湘西。

约定在6月于松滋、公安一带会师。

我们过连云溪、张家湾、关山等地，那里都驻满了军队。

到石门后，住在张海涛家，本来准备会合石门党，谁知石门党已经分裂，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带了武装成为叛徒，少数武装由曾庆轩（时任石门县委负责人）带领在南乡坚持斗争。

我们由石门过东洋关，到江垭。

我与卢冬生住在徐小桐家，其余同志住在苏子山家。

次日，到竹叶坪，我住在钟慎吾（当时领导一支土著武装）家。

钟劝我回桑植时不要过空壳树，因为陈策勋（时任桑植民团总指挥）在那里，并且派了队伍准备拦截。

我们就绕路经麦里坪回到洪家关。

一路上有不少队伍想跟我走，但这时却不能带他们，因为没有钱，没有粮，养不了兵，周逸群也劝我不要带他们。

我答应以后再寻找他们。

在我到洪家关之前，我家里的亲戚朋友们正在打仗，自相火拼。

我距洪家关30里时，就有人去给他们送信，双方立即停火，等着我来。

我来到后，召集了这些亲朋，他们彼此还不信任，都荷枪实弹。

我说：“退下子弹，再不要打了，都跟我干革命!”

周逸群也宣传了一番。

当夜(阴历二月初九)成立县委，以李良耀为书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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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天进桑植城。

此后，我与周逸群去仓官峪，又去我丈人家。

回来三四天，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军第五旅旅长龙毓仁带队伍来攻，就打仗，队伍太乱，没打好，失败了。

周逸群同志不得已去湖北，后来就在那里工作了。

此时，队伍已经散了。

我们剩了10个人，到红土坪谷大姐（原名谷德桃，洪家关横塘湾人，其丈夫邓仁山是贺龙的保卫队长）处，联络贺锦斋等20余人。

又找贺炳南（贺龙的堂兄，领导当地一支土著武装，加入红四军）(有枪百支，人二百)，刘玉阶（贺龙的旧部下，领导一支土著武装，加入红四军）(枪几十支，人百余)。

集合队伍，在小埠头和国民党第四十三军龙毓仁旅打了一仗，缴了子弹、鸦片、十余支枪，打死了敌旅参谋长。

尔后，又找到文南浦（贺龙的旧部下，领导一支土著武装，加入红四军）、贺桂如（贺龙的旧部下，领导一支土著武装，加入红四军）便回洪家关，会合李云卿（贺龙的旧部下，领导一支土著武装，加入红四军，任团长）。

这时，桑植民团总指挥陈策勋约了好多团防来攻，红军团长李云卿被流弹打死，部队伤亡很少。

桑植第一次失败，封建占主导作用。

个人号召，家族亲戚，旧部下，没有党组织，不是明白了党的方针政策后自愿组成的，而是我来了跟我一起搞，认为可以升官发财。

所以说封建占主导作用。

若有了党的教育，有了觉悟，就打不垮了。

这些队伍，枪是他们的，又没发钱，只是打土豪。

而打土豪一方面与他们有联系，一方面方法也简单化，看哪家屋子阔气，就搞哪家的经济。

我只是个人，虽也是党员成分，也代表党，但没有党的骨干，没有党的教育，经不起风波。

第二次，我从走马坪回来，会到贺锦斋、张一鸣（湖南慈利人，大革命时期党员，湘西特委委员）、李良耀也到了。

张一鸣来，部队改编，以贺锦斋为师长，王炳南为第一大队长，滕久云为第二大队长，贺炳南、刘玉阶、贺佩卿、王湘泉都是支队长。

部队是自归自的原班人马，枪支也没有调整，共有一千五六百人。

此时，中共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、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和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李良耀都来了。

前委开会，决定打土豪、分田地。

贺锦斋不同意，撕标语。

其实，贺锦斋不敢反对，他只是想迟一点打土豪，或到别处打，不要搞了他自己的家。

我说哪里有土豪就哪里打，这是党的方针。

经过批评，还给他处分。

此后就出石门，到了王家厂，那里比较顺利，部队有发展。

从渫阳一天到王家厂，搞了一些税收员，回来时受敌人袭击，打散了一批，只剩下千把人。

我带手枪队住曾庆轩家，敌人偷袭，我光身跑掉了，到贺锦斋那里。

后打了一个伏击，抢了几匹骡子，住到泥沙。

敌人几路包围，一个夜袭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。

敌人很多，有吴尚（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）、李云杰（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教导师师长）、罗效之（原是中共石门县委常委兼军事部长，叛变投敌后任石门县团防头目）等部。

泥沙一仗，贺锦斋牺牲，部队大乱，还有人打我的黑枪。

我将部队分散，告诉王炳南处决了几个人。

部队在南北墩集合，只剩下张一鸣、李良耀等91人，72支枪。

石门驻军熊少卿和慈利一股人派人来说，只要我去，他们就暴动，配合我们搞敌县政府。

熊当时有一个团千多人，慈利也是千多人。

我们就去江垭，结果，这两县都增了敌兵，敌李抱冰、吴尚两师去了，他们就根本无法暴动。

我们就又去石门北乡。

这时罗效之单独打我们，我们也有千多人，但只有几百支枪，子弹也很少，而且谷志龙（原桑植土著武装，参加红四军后任旅长）、贺佩卿都没有去。

两仗一打就垮了，只剩下几十支枪。

又从桑植团防刘子维那里夺了两支步枪，2000发子弹，又收散兵共有3000余人。

鄂西特委来信，叫我们与鄂西武装会合，支援湘南，就坚决执行了。

当时我是前委书记(从1928年7月开始担任)，廖卓然（1904—1930，临澧县人。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，毕业后，在国民革命军中短期服役，因不满国民党军中的腐败，愤然离队回到老家临澧。1928年，加入贺龙领导的红四军，历任排长、营长、团长等职。1930年，在湖北阧湖堤反“围剿”斗争中英勇牺牲，时年26岁）、雷效卿都来了。

这次，在部队中建了党，连队有支部，每个班有党员、团员，但不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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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刚来桑植时，部队各自都有钱。

这次是要我自己搞，以自己为主，搞兵、搞粮、搞钱、搞穿的，一切都靠自己。

石门失败后，脑子较清醒了，个人英雄骄傲劲也减少了，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变化，较虚心了，较实际了，知道了打仗不能硬碰，要用奔袭；

打土豪要调查，不能光看房子好就打，懂得了政策。

我把廖卓然、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，找我姐姐贺英谈。

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。

这时，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到了，徐才广也来了，便整理部队三个月。

随后，与施鹤部委杨维藩取得联系。

杨是来凤人，部委书记，当了黑洞神兵（神兵是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武装组织，如大刀会、红枪会、白极会等，其成员大多是不脱离生产的农民，但领导权往往操纵在地主手里。王锡九是这一带势力最大的神兵头子。神兵在这一带势力很大，甚至有的党组织领导人也投靠到神兵里当头儿去了，施鹤部委书记杨维藩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前委通知他来参加会议，他也不理）王锡九的官。

20多岁的人，当了神兵第一师师长，已经满口皇帝腔了。

当时利川有十几万神兵，我找杨，他不来。

我同汪毅夫、李良耀、陈协平研究神兵之间的矛盾，进行分化工作。

我们一方面设法加深杨维藩与另一股神兵铁拐李(李长青)之间的矛盾，使杨不得不来找我们要求解决李部神兵；

我们将铁拐李杀了。

同时，在杨部神兵中进行阶级教育，做深入宣传，使神兵靠拢了我们。

杨的神兵瓦解了，杨本人就不得不跟我们走。

这次，收编了神兵二三百人。

我们搞黑洞神兵也是有计划的。

不分化神兵，就不好活动。

许多军阀武装整军整师就是被神兵搞垮的。

神兵头子金侠公(即王锡九)是袍哥，又是地主。

我以袍哥办法分化他，还分头做中、小头子和神兵士兵的工作，后来神兵窝子成了我们的根据地。

接着，一天一夜奔袭建始，杀其县长，收枪百余。

住两日，分东西，做宣传工作。

此前，我曾派汪毅夫等去邬阳关与陈宗瑜会合。

陈是中共党员，其父为秀才。

我与陈父谈形势所趋，陈协平以同宗关系，与陈父谈革命理论，当即改编了他们的全部神兵，共二三百人。

接着便打鹤峰，收枪百余支。

这时各种工作大发展了，搞群众运动，搞苏维埃。

不久，万涛（四川人，大革命时期党员，鄂西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）由鄂西周逸群处来，部队扩编，打败了王文轩（鹤峰团防头子，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）。

进湖北鹤峰后，整理了部队（1928年7月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，通常称红四军，贺龙任军长，恽代英任党代表(未到任)，黄鳌任参谋长，下辖第一师是主力部队，此外，还有文南浦、贺桂如、贺佩卿等几个支队、大队。全军共约1500人），搞起了苏维埃，红军中有了党代表、政治部，团、营都有了。

党代表借了恽代英的名字，其实他没来，因为他在知识分子中有威望，就打着他当党代表的旗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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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打桑植，打了三仗。

第一仗打团防，打跑了陈策勋，搞苏维埃，有了两个县，都是奔袭的战术。

部队在桑植整顿了一下，有2000人。

向子云来攻，他过去是我的一个旅长，驻永顺，有四五千人。

我曾写信给他，叫他不必来攻，来则送枪而已，他偏来。

第二仗便是打他。

他先派两个半营，由团长周寒之带领。

我在南岔渡口把船放到西岸，让他过河，我隔了六七里路将队伍埋伏好，等敌来后一个伏击，全歼了他一个团，至少两个营，千多人。

我们的队伍就壮大了，有2000多人，覃辅臣（桑植土著武装首颂，后任红四军第二路指挥）也来了，编了两个指挥部(第一路指挥部及第二路指挥部，各等于一个师)，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。

第三仗仍打向子云。

他的先头部队打败后又要来，我又写信劝他，他不听。

向子云自己率3000多人倾巢来犯。

我也有3000人，2000支枪。

我派谷志龙守住桑植城南大山三百磴，准备捉人，我把桑植城墙拆了，城门烧了，只留下南门城墙不拆。

等敌过河，我们撤上梅家山，怎样埋伏，怎样攻城，都布置好，等他一进城，就一齐猛冲，一直打到赤溪河。

结果将他们全部干掉，缴枪千多支。

向子云的尸体沿河而下流到津市，脖子上还挂着驳壳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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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向子云的兄弟带着百余人从谷志龙守的地方跑掉了。

谷志龙胆子小，敌未来就先撤了，没捉住敌人。

这一仗打过，在北桑植整顿两个月，搞了政权，有两个县比较巩固，就去大庸打熊家地主熊相熙、打轿子垭，我还调了国民党军何键（1887—1956，湖南省醴陵县(今醴陵市)人。时任国民党湖南编遣特派员、湖南省政府主席、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等职）一个团，团长吴玉霖是我旧部，他派六个连帮我围寨子。

打了一个星期，打开寨子，地主跑了。

我们退回桑植。

敌吴尚部及慈利、桑植几股团防来犯。

此时我们已有4000人，3000支枪，想打一下。

我们两路出兵打他们，结果没有打胜，有些伤亡，就走了。

队伍拉到沿河，进樟耳坪。

因为等伍琴甫（原是当地一支土著武装首领，参加红四军任团长，此时叛变）误了时机，被敌人赶上，一接触，伤亡好几百人，两个团长(贺桂如、陈宗瑜)牺牲了。

这两仗损失了千多人，就撤到鹤峰整顿、过年。

在五里坪，我摔坏了腿，住了两个星期。

后来打孙竣峰。

他是几十年的团防头子，在五峰杀人无数，有火枪万支，土炮千门。

晚上，我们一个袭击，占其老巢湾潭，杀其祖孙三代，建立了苏区，搞了很多粮食，鹤峰就更加巩固了。

后到西斋、申津渡，知道了红六军（1930年2月在鄂西独立师基础上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，以孙德清为军长(后由邝继勋任)，周逸群兼政治委员，段德昌、段玉林分别为第一、二纵队纵队长）消息。

六军打入公安，隔30里路在公安与六军会师。

走前把桑(植)鹤(峰)工作交给汪毅夫代理(领导桑鹤两县，五峰、长阳一部)，后来周小康（鄂西特委委员，湘鄂边特委书记）也由鄂西特委派来。

当时与鄂西关系多，与湘西关系少。

鹤峰由我姐姐负责，桑植由贺文渊管。

鹤峰有中心县委，总管桑(植)、鹤(峰)、五(峰)、长(阳)、宣(恩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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